在拜占庭帝国衰落时，他用一项神学理论，保留
提到拜占庭帝国，或许大家并不陌生。而曾经拜占庭帝国在衰落的时候给全世界展现最后一次神学争论的场景，还有其行将灭亡的证据，甚至是在遭受蛮族猛烈攻击的艰难时刻，它也表现出为了崇高理想而自我厮杀的斗争能力。人们完全可以说，由于14世纪的“帕拉马斯教派”这种大胆得惊人且新颖得让人难以想象的教义学说的出现，说拜占庭帝国在教义僵化方面名声不佳肯定是不可信的。神秘主义思潮滋养了静默派，而格列高利·帕拉马斯是神秘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提倡者—这种思潮在拜占庭宗教思想史上并非不能追溯至很早的时代。它的确直接来源于奥利金，而且在东罗马教会中也确实有些人渴望达到“默祷的喜悦”的境界。
但是在早些时候，这些静思苦修活动被认为是异端的做法。在6世纪，当谴责聂斯脱里的“三章案”的基督教大公会议正在举行的那一刻，针对奥利金的谬误和巴勒斯坦地区奥利金派修道士的谴责决定已经被制定出来。这些理论和实践在八个世纪后不仅公开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直接被纳入永恒东正教会的珍藏之中，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只需从历史中即可得到解释。而自从基督教取得胜利以来，在神学领域里那些被社会各阶层居民们所坚持的观点总是能够获得胜利，虽然它们有时可能很大胆，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帝国的诸多神学大师。
埃及几百年以来都是帝国物质生活的必要产地，亚美尼亚一直在为它而战，安纳托利亚则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这些都迫使君士坦丁堡对一性论派和毁坏圣像理论妥协让步。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帕拉奥列格、约翰五世帕拉奥列格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城里的民众经济上深受拉丁人的剥削，他们起来激烈地反抗贵族和知识分子，后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正在准备与西方人谈判妥协，但是被社会动荡所摧垮，此时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正在巴尔干半岛疆域定居下来。
当地一半人背叛，超过一半的人被侵略和被征服，希腊民众只能用更大的热情来捍卫其思想和信仰。对于东罗马的民众来说，阿索斯圣山上的修道士是以其事业胜利者的英雄身份出现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一位外国人、卡拉布里亚修士巴拉阿姆依靠“西方的”演绎推论方法驳斥圣山上的修道士，并用不恭敬的讽刺挖苦来嘲笑圣山所使用的传统祈祷方式时，大众的情绪立即站到了阿索斯圣山边。阿索斯圣山修道士格列高利·帕拉马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神学为这些礼拜方式作辩护。而阿索斯圣山全体修道士一致采用这种神学。
当时，约翰坎塔库震努斯正在与其法定对手约翰·帕拉奥列格争夺着皇权。帝国正经历着濒临死亡的痛苦，而他希望此时赢得帝国境内势力最强大的道德势力—阿索斯圣山的修道士及追随他们的群众的支持，因此他支持新出现的派别。起初，这些满怀敌意或踌躇不定的主教们从新派别的教义信条里找到了国家正统教会的复活希望，并且在圣索非亚宗教会议上把该神学合法化。一开始，要确定的问题是静默修道士的主张是否正确，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屏住呼吸，使圣灵重新进入灵魂之中，而且静止不动地气守丹田，他们就可以看到照耀在塔伯尔山上的永存之光的幻象。为了证明其主张的正确性，帕拉马斯推翻了已经被高度凝练出来几百年的教义信条，提出了要在神的本质和神性运行之间做出区别。
参加宗教会议的神父们让这位大胆狂徒明白了，其作品中的看法只不过是古代教义信条的简单发展而已。帕拉马斯的学说是由极端奇异矛盾的观点构成的。拜占庭教会也从未正式地否定过它。格列高利·帕拉马斯临终时仍是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他被看作是位神学博士和奇迹追寻者。正是由于他，其教派能够为他们忠实保持古代教父和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传统而骄傲，该传统反对西方亵渎神的新法规，此教派在一种遭到围困状态的狂热氛围中创造出全新超然的神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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