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生成与传播的运思逻辑窥解基于民国时期超

这是一起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疑案：1946年，重庆一知名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称有一美国空军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后被盐源的彝族人捉去当了娃子，此消息经转载后，很快传到了美国。美国参众两院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质问，杜鲁门对此事十分重视，立即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1]320。同年9月21日南京也转载了美联社发布的相关信息。美联社在报道中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来自于中国西部非官方但是可靠的报道指出，两年前美国B-29①机组成员，在靠近缅甸北部边界地的野外部落被掳为奴。在四川省西部的‘Lolo’②部落，至少曾看见三个美国人被强迫放牧、砍柴或做一些其他的无意义的工作，他们正处于一种卑微的奴役③状态下”。来自于美国航空部队的飞行员，怎么会和四川聚集区产生瓜葛，甚至成为“呷西”④被人奴役呢？问题的答案就要追溯到1944年的“马特霍恩”计划。“马特霍恩”是一项以美国为首的战时同盟国针对日本本土的航空作战计划。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同盟国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罗斯福与邱吉尔讨论了轰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根据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意见，马歇尔将军在会上宣称：“日本工业经不起空军力量的打击，猛烈的轰炸将摧毁日本保持战争的能力。”罗斯福对上述说法表示赞同，同时认为“早日轰炸日本本土，将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产生巨大精神鼓舞。”[1]2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计划迫在眉睫，如何轰炸？就成了接下来要研究探讨的重点问题。在多方协商之下，选定美国最新生产的B-29远程轰炸机作为空袭武器。由于B-29的标准航程为4200英里，这就要求用以承载飞机起降的航空基地，与日本本土的航线距离不能过远。从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中国是整个太平洋战区最有利的根据地。因此，中国进入了这项远程轰炸计划执行之中。而选择哪里作为B-29超级堡垒战队的基地，就需要做进一步详细规划。经综合考虑思量，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成为了实施超堡轰炸计划的重要一环。由印度加尔各答作为后方的补给站，经由中国成都中转，形成一条印度——中国——日本的驼峰航线，太平洋战区的“空中打击”行动就此拉开序幕。成都附近方圆30英里的平原上，共维修扩建了新津、彭山、邛崃和广汉四个机场，与后方基地加尔各答相互配合，联动运输。而新闻事件中的四川“Lolo”部落就这样与B-29超堡战队产生了联系。

一、谣言之立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进行过研究。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5W”：谁说、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以5W维度疏析上述新闻报道：其媒介传播源为重庆一知名报刊，传播内容为：美军被川内野蛮部落俘虏为奴。通过报纸这一渠道对外界进行大众传播，产生的效果就是引起了美联社关注，最终导致这场涉及中美两国的事件风波。由中美两方刊登出的新闻可见，美联社发布信息时的用词颇为巧妙，以“中国西部非官方但是可靠的信息”交代信源的归属并将信息锁定在中国本身。“非官方但可靠的”这一修饰限定词更是值得仔细斟酌，“非官方”说明其所刊载的信息不一定经过了确切的证实，未经确切证实的信息又怎么会“可靠”？后经由美军专案调查组证实此信息确为虚假信息。

从美军飞行员被掳为奴的消息传播来看，它更符合新闻界对谣言的归属定义，即没有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传统的谣言传播方式基本为链状传播及树状传播，在以口头传播为主的时代，环环相扣、口口相传是谣言传播的重要条件。相较于链状传播的一对一模式，树状传播的对象更为扩散，它是以一对多的方式大倍数、滚雪球般传播开来。据刊登于1946年9月《申报》第二版的《美军人员飞西昌调查失落飞行员》显示：“为美国官方提供直接信息的是成都教会人士。据某‘成都可靠人士’称，某传教士曾经进入彝区边缘地带，亲眼看见三名‘白种人’在捣谷成粉，亦有人看见五人在为彝人看守牛羊”。同年10月，中国报纸也刊登了题为“五名飞行员确信在Lolo国”的报道。报道中显示，消息是来自于一位中国神父，其声称自己亲眼看见五名飞行员被严密看管，并且以奴隶的身份从事放羊、搬运木材和磨玉米等工作。由上述发文可见，消息传播方式确是以口头传播为媒介的链状传播，进而由链状扩展为树状，最终延伸成以报刊为载体的大众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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