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脉传播的系统梳理与学理探究以佛山文苑

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重要传承地，明清时期同时跻身“四大名镇”和天下“四大聚”，被誉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新时期从文化学意义上展开文脉研究，对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维护文化生态安全、促进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传播学视野展开佛山文苑人物研究具有多方面意义和价值，可以助力整理、研究、弘扬佛山文脉，充实和发展广府学、岭南学和华夏传播学，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供佛山经验和智慧。

本文从文化学上使用文脉。文脉是与人的生活和生命同在的文化传统，主要载体为文献、典籍、精神生命、生活习俗、祭祀礼仪及建筑、文学、艺术等。佛山一词则主要采用2002年国务院统一调整的佛山市行政区划（包括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及其所对应的历史地理概念。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佛山文脉传播研究，就是对佛山文脉信息系统的运行及规律的科学进行研究。此处所指“佛山文苑人物”直接依托李自国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具体涉及佛山古代（两晋到清末民初）100位重要文士。

一、佛山文脉及其载体的系统梳理

1.纵向梳理

佛山历史文脉，如果以群落聚居于今天的佛山市域范围之内为研究起点，那么纵向梳理的时间上限距今约6000年，以“西樵山文化”为代表，最典型的是佛山河宕贝丘遗址。紧贴本议题而言，基于佛山文苑人物的佛山文脉传播研究无论有形资源还是无形资源，均萌发于秦汉，肇迹于两晋，缓生于南朝，得名于唐朝，发展于两宋，繁荣于明清，主要集中在明清。

按照时段统计，本论域内的100位佛山文苑人物，主要生活于晋、南朝、唐、五代、宋、元的分别为2、1、3、1、4、2人，合计才13人；明朝就有32人，清朝更是高达55人，明清两朝合计占比87%。就以上朝代分布来看，两晋至元朝，佛山文苑人物数量少，增长缓慢；明朝起出现井喷现象，明清两朝佛山文苑人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历史巅峰。

如果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演进来看，佛山文苑人物除了没有经历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外，大体经历了其他的官吏选拔主要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其中，又以科举制的实行对佛山文苑人物的影响最显著。隋唐科举取士以来，佛山文苑人物鲜有不受其影响的；97位出生于科举时代的佛山文苑人物，明确记载具备秀才及以上功名的有83位，举人、进士多达67人。

如果算上传统的征辟、察举、九品中正等擢用人才制度，包括科举考试在内，100名佛山文苑人物通过前述上升通道获得科举功名或官职者当在88人以上。再加上通过捐纳方式走上仕途的则又当在90人以上。

这种文脉流传的走向和规模，与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发展于两宋，鼎盛于明清的历史轨迹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归根到底，人是自然和历史的结晶，文脉的兴起和流动无不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6000多年来佛山自然地理环境的沧桑巨变，极大地影响人类的活动和开发；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逐步成型和陆地增多、海岸线外移，人类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条件得以改善，力度和规模都不断加大，主动适应海陆环境和水环境的变迁。建筑于这个基础之上的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经历了百越文明内生为主的发展阶段，再逐步接受楚文化、秦汉文化和中原文化、西方海洋文化的辐射与浸染，碰撞交融，后来居上，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天下四大镇”之冠和“天下四大聚”之一［1］（150-155）。

佛山文苑人物在明清两朝井喷式涌现，并非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还有文化（包括教育、政治、乡邦传统等）自身积累、传承、借鉴、创化的机制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2.横向梳理

佛山由依江临海的沙洲而至乡村聚落，成为农业发达、工商兴旺的中国传统工商城市，直至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其发展的恢宏历史，深藏着一拨又一拨古往今来的佛山人，以佛山文苑人物为代表的历史文脉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100位佛山文苑人物，除了王范、黄恭、刘删、卢宗回、李文孺等5人的籍贯难以找到与其对应的现今地名外，笼统称之为南海人，其余95位均可落实到较为确切的现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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